指令长由任命产生，领导者靠团队认可

4月23日，我为俄罗斯内务部鄂木斯克州总局的工作人员作了题为“乘组指令长：从受命到认可”的演讲。本次活动由俄罗斯“知识”学会主办。

为什么我认为这一主题对执法机关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工作在充满危险的地方。在那里，物质激励从来都与风险程度不相匹配；单靠“我是上级，你是下属”这样的正式职务关系也远远不够。那里需要的是一支真正的团队。

航天员培训课程中并没有这样的讲座。但我坚信，它们非常重要——无论对航天员这一职业，还是对所有要求人们发挥最高效能、保持高度可靠并随时准备应对复杂情况的领域而言，都是如此。

第一次执行太空任务时，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好指令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位受命担任指令长的人，而成了一位真正的领导者。直到今天，他依然如此。他从不高谈什么意义和价值观。但我看得出来：载人航天就是他的生命。他为它取得的成就而欣喜，也会在出现问题时感到难过，并全力推动它向前发展。这些话无需他亲口说出——我从他的行动中就能读懂。而我所读到的一切，与我自己珍视的东西完全一致。

这就是领导力。不是“照我说的做”，而是“照我做的做”。

即使我们没有把行为动机说出口，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也会在不经意间将它传递出来。周围的人会感受到，并与自己进行对照：这是否与我契合？是否符合我内心的准则？这种契合程度，决定了他们在关键时刻是否愿意跟随你。

但不能只依靠这一点。在航天乘组这样的小团队中，也许通过行动展现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就足够了。但当你面对更大范围的人群，积极招募团队成员时，明确说出并宣示什么对团队最重要、团队遵循哪些原则，就成了首要任务。这样，新成员一加入就能获得一套共同的坐标体系。列奥纳多·达·芬奇把人分为三类：自己能够看见的人；经过指点才能看见的人；以及始终看不见的人。在大型团队中，第二类人占多数。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看到你所宣示的理念与你的实际行动完全一致。任何言行不一都会在瞬间摧毁信任。

有一个关于科罗廖夫设计局清洁工的著名故事。

别人问她是做什么工作时，她回答：“我们制造火箭。”不是“我负责拖地”，而是“我们制造火箭”。

这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但仔细想想：所有航天器都在洁净车间内组装，每一粒灰尘都必须严格控制。从字面意义上说，她手中的拖把确实会影响最终成果，而她也明白这一点。

当共同的事业对每个人都具有切身意义时，团队才真正形成。当从总设计师到清洁工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的贡献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时，团队才会出现。这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领导者的职责。

如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染色体组合一样，我们也各有一套内在准则。其中一些回答“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可以称之为意义；另一些回答“我怎样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不可以；什么对我而言是正确的，什么不可接受。这就是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相同，优先顺序也各有差异。对有些人来说，诚实的重要性是十分；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有五分。

一切正常时，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所有人都在工作，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情况越复杂，最终结果就越取决于团队成员的内在准则有多么一致。不只是有所交集，而是在深层次上相互契合：同样的事物对每个人而言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设想两个人都把诚实列入自己的优先事项。但对其中一人来说，诚实是十分，是绝对原则，绝不妥协；对另一个人来说，它只有五分：虽然重要，却可以让步。风平浪静时，两人能够合作得非常好。但在必须作出艰难决定的时刻，这种差距就会变成一道裂痕。利害关系越重大，裂痕就会越宽。

这正是凝聚力强的团队与普通集体之间的区别。区别并不在于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太大，不可能完全相同——而在于彼此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多深的层面上重合。如果重合度只有50%，团队遇到中等难度的任务就会瓦解；如果达到90%，它就能走得远得多。对执法人员而言，这并非理论问题，而是在危险来临时，别人是否愿意跟随你的现实问题。

演讲结束时，一名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问题。

他引用了阿瑟·克拉克的一句话：“只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或者并不孤独。两种可能同样令人恐惧。”

如果我们是孤独的，为什么会令人恐惧，这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并不孤独，又为什么可怕？有一种所谓的黑暗森林理论：宇宙是一座布满猎人的森林。每个文明都躲藏起来，保持沉默，因为任何其他文明都可能构成威胁。更先进的文明可能会像人类历史上彼此对待的那样，对待较落后的文明：殖民、征服、毁灭。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文明如何对待弱者的鲜活例证。

我的回答是，我理解克拉克的观点，但并不赞同。如果我们并不孤独，我不会感到恐惧。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

早在半个世纪前，艾萨克·阿西莫夫就曾说过：“现代生活最令人悲哀的一点，是科学积累知识的速度快于社会积累智慧的速度。”

今天，我们正处于这个节点。技术正呈指数级发展。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无论是在国家、组织还是个人层面——都会造成越来越重大的后果。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强者有理”的方向生存，不断增强的技术力量迟早会反噬我们自身。

数学中有一个极值概念，指函数突然改变方向的点。技术奇点危机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极值点。我们要么归零，要么实现质的蜕变。第二种可能之所以真实存在，是因为今天正在萌芽的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能源、生物技术——如果得到理性而明智的运用，将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甚至让我们今天无法想象明天会是什么模样。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战胜疾病、探索其他行星——这一切都不再只是科幻。但前提只有一个：文明必须学会不被自己创造的事物所毁灭。

这就是我们不必害怕其他文明的原因。一个能够抵达地球的文明，必然已经跨越了自己的极值点，在力量与智慧之间实现了平衡。没有这种平衡，它早在学会穿越星际之前就已经自我毁灭。更进一步说，这样的文明绝不会发动入侵。它非常清楚，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度过危机并实现成长。只有在那之后，平等文明之间的接触才有可能发生。

而这恰恰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谈论的思想。现在正是我们——领导者、管理者和每一个人——思考意义的时候，思考究竟是什么驱动着我们。技术力量让我们每一步行动的后果都变得愈发重大。是时候把地球文明视为一个统一的乘组了：拥有共同的意义，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里的原则依然相同：不是“照我说的做”，而是“照我做的做”。

俄罗斯“知识”学会地区分会负责人的反馈是：“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职业经历与领导力和团队建设主题结合起来。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演讲中没有任何自我宣传。我们会向其他地区推荐。”

感谢俄罗斯“知识”学会给予我机会，与执法机关的同仁分享这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