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美国舱段发生了氨泄漏”：指令长如何赶在遥测数据之前判断出泄漏

国际空间站上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一天的安排精确到小时，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从“搜索”号实验舱飘入“星辰”号服务舱的过渡舱，朝设备舱方向望去，却看到指令长的双腿正从自己的睡眠舱里伸出来。

空间站上的睡眠舱属于个人空间，除非工作需要，否则大家不会不打招呼就进入别人的舱室。“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那里怎么了？”指令长紧贴舷窗，目光始终没有移开。沉默了很久后，他回答道：“我觉得美国舱段的氨泄漏了。”

氨是国际空间站美国舱段热控系统外循环回路使用的冷却剂。正如人离不开氧气，空间站也离不开电力；一旦断电，一切都会终止。但如果失去热控，空间站同样无法维持，只不过还能坚持几个小时。舱内的所有能量最终都会转化为热量，需要重新分配，并将多余热量排向舱外。此外，氨本身有剧毒，理论上还可能进入空间站舱内的大气环境。

氨的状况由传感器、遥测系统、算法和飞行控制中心的专家共同监控。亚历山大也是这样对指令长说的：“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如果他们真的发生氨泄漏，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早就忙翻天了。您到底是怎么想到的？”——“你看：美国舱段的散热器那里飘出了一片小雪花，又来了一片。”

那些“雪花”非常微小，完全可能只是一小片脱落的油漆——空间站周围并不缺少这类颗粒。尽管如此，维诺格拉多夫和米苏尔金还是一起前往美国舱段，找到远征队指令长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克里斯，你们那里好像在漏氨。”克里斯对此将信将疑。

当天晚些时候，情况得到确认：休斯敦方面取得联系——氨确实发生了泄漏。第二天一整天，美国同事都在为一次计划外出舱活动做准备；24小时后，他们已经在舱外作业，更换发生故障的组件。通常，准备一次出舱活动大约需要10个工作日，而这次从头到尾只有一天时间。泄漏本身迫使所有人争分夺秒：回路中的氨正在迅速流失，而且只有趁氨仍在外泄时，才能找到具体的泄漏位置。日程安排也让情况更加紧迫：两名出舱航天员之一的托马斯·马什本，在出舱活动结束两天后就要返回地球。

米苏尔金和维诺格拉多夫从2011年开始共同训练：这是亚历山大的首次飞行，却是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第三次。他们并肩准备了近两年。2013年事情发生时，亚历山大并未从中想出什么深意：不过是运气好，指令长恰好在正确的时刻望向了正确的舷窗。

亚历山大在演讲中讲起这段经历时，几乎总会有人提出他当年问过的同一个问题：指令长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一次次向与航天毫无关系的听众复盘这件事后，亚历山大终于看到了自己身处事件之中时未曾察觉的东西。

航天员的训练中没有“望向舷窗并判断异常情况”这个科目。没人专门教授这种能力，任何训练大纲中都找不到它，毕业证书上更不会有这一项。然而，这背后所需的功夫，远不只是发现玻璃外有一点亮光。

空间站周围始终存在自身形成的气体和尘埃环境，看到舷窗外的颗粒时，按常理首先应该想到普通尘埃。因此，你必须看清单个微粒，辨认它们，判断它们正在形成一股流动——不是喷流，而是极为稀疏的流动：一颗晶体飘过，几米之外又是一颗——确认它们并非停在原地，再追溯这股流动的源头。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对自己的空间站了解得足够深入，眼中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幅画面，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

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准确的概念来形容这种能力——大量观察与经验积累练就的眼力。直到亚历山大开始研究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方式，才彻底理解其运行机制。模型并不是根据规则推导答案，而是依据相似性作出判断；它的判断质量取决于训练数据，以及这些数据覆盖的广度。人也完全一样。直觉不是天生的馈赠，而是高度凝练的经验。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想：这些事情发生在太空；在地球上，既不会遇到氨泄漏，也不需要担任飞船指令长。此时，亚历山大会展示一条时间尺度。

直立人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约200万年，智人才随之出现。此后又过了20多万年，人类才留下最早的符号和图画——刻画的纹样、贝壳制成的珠饰、洞穴壁画；这些大约出现在7万至5万年前。又过了4.5万年，人类才开始书写；再过4500年，才开始印刷书籍。

从那以后，时间便不再以千年计算：通常认为，在过去3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而此刻正在迈入由人工智能推动的第4次工业革命。亚历山大则习惯用人类学会驾驭何种能源，来衡量这级阶梯。

18世纪末，人类掌握了蒸汽的机械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类几乎同时掌握了两种新的能源——电力和碳氢化合物。20世纪中叶则迎来了原子能：1954年，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在奥布宁斯克首次输送电力；数字时代也恰好在同一时期到来——计算机和核反应堆几乎同时进入人类生活。2023年，全球首份聚变发电供电合同签署：Helion承诺从2028年开始向Microsoft供电，位于华盛顿州的电站场地已于2025年夏季开始建设。

这种观察方式并非亚历山大首创。1964年，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不应根据发明，而应根据一个文明能够支配的能量来衡量其发展水平：I型文明能够利用所在行星的全部能量，II型文明能够利用所在恒星的全部能量，III型文明则能够利用所在星系的全部能量。后来，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进一步完善了这套尺度，使其也能标示中间阶段。今天的人类大约处于0.7级。

这级阶梯最初几级之间相隔数百万年，最近几级之间却只相隔数十年。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变化发生的速度，已经快于人们拼出完整图景的速度。这也意味着，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已不再只是指令长才需要面对的任务。

对于如何在信息不足时作出决策，亚历山大·米苏尔金的回答很简短：没有人会为你增加数据，你能增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储备。在作出选择的那一刻，逻辑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了解得有多深。

更多内容请参阅演讲提纲《一切都将不同：航天员在AI时代的经验》

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所展示的最重要一课，并不是发生在舷窗旁。早在训练期间，每当乘组分析又一种紧急情况并进入实操演练时，他有时会开玩笑说：“我们要让乘组里价值最低的成员去冒险。”这个玩笑中“价值最低”的，当然是年轻的随航工程师，而不是即将执行第三次飞行任务的指令长。

玩笑归玩笑，他的实际行动却恰恰相反。在两年的训练和整个飞行期间，亚历山大从未听他以“这里是萨沙搞砸了”的方式进行复盘。对于乘组工作的任何批评——无论是否发生在训练期间——维诺格拉多夫都会归到自己身上：指令长要对整个乘组负责。

到了亚历山大首次进行出舱活动的时候，指令长在准备期间的每一天、每一顿午餐和晚餐，都一点点梳理自己的记忆，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传授给他。在调整航天服时——这项操作中，袖长一旦出错，就可能让人在舱外变得“有手却用不上”——他始终寸步不离，直到确认一切准确无误。而他自己同样有任务要完成，没有人因此取消他的工作。

刚一着陆，维诺格拉多夫便亲自撰写申请，提议授予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没有任何规章要求他这样做。当时，指令长本人也有安排得极为紧凑的飞行后工作，但他把那些工作暂时放到一边，亲笔写下了这份申请。

那次飞行并非事事顺利，但亚历山大正是在那次任务中学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一课，而且这堂课没有用任何语言来讲授。没有人向他解释乘组指令长应该是什么样子。维诺格拉多夫用训练期间、飞行过程中以及返回后的行动作出了示范：只要有人需要帮助，领导者就应第一个伸出援手。哪怕对方是乘组中“价值最低”的成员。

2026年8月31日，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迎来73岁生日。他曾3次飞向太空，在太空累计生活546天，完成7次出舱活动，总时长约38小时。

维诺格拉多夫的第7次出舱活动，正是在与米苏尔金共同执行任务期间完成的。当时，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已年满59岁零近11个月；迄今为止，这仍是俄罗斯航天员进行出舱活动时的最高年龄纪录。

2013年8月31日，乘组在国际空间站上共同庆祝了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60岁生日。13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工作，继续投身于自己奉献一生的事业。

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常说一句话：对于那些看似在为航天事业做事，却做得不对、方法也不对的人，他说他们是在“把航天事业往旁边推”。亚历山大对指令长的祝愿是：愿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把航天事业推向一旁，而是推向更高处；也感谢他给予的教诲——既教会了亚历山大如何飞向太空，也让他明白了担任自己乘组的指令长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