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讲给谁听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钟：离下课铃响还有十五分钟，而关于航天员如何炼成，我才刚讲到最重要的部分。9月25日，圣彼得堡，第56学术中学。

我来圣彼得堡是为了给企业做一场演讲。出差时只要条件允许，我也会尽量抽时间去学校：这类见面会由“Б-612”非营利组织开展。在以M. B. Пильдес命名的中学，校方为这次活动安排了一节课，共四十分钟，外加随后的课间休息。

《航天员不是天生的，而是炼成的——许多人也能做到！》完整版最长需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提前精简了演示文稿。后来发现，精简得还不够。演讲中，我会梳理自己的成长历程：究竟是什么让我从奥廖尔的一所学校走进航天员队伍，我曾经怎样误判自己，以及最终真正奏效的是什么。这场演讲我只给高年级学生讲，因为要在头脑中理清整条脉络，需要相当高的自我认知水平。

我不想删掉任何内容，又想在剩余时间里全部讲完，于是越讲越快。偏偏在最不该加速的地方加速了：最后一部分讲的是一个人的优势所在，也就是他最擅长什么；还讲到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的心理学家当年告诉我的航天员候选人必须具备的三项核心品质。事实证明，如今需要这些品质的并不只是航天员。我还要讲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终身学习，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至于梦想、能量和目标设定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总之，这一切并不简单。

现场有几个人一直在与我交流，有人说出声来，有人一言不发，但看得出他们在跟着我一起思考。经验多了，就能感觉出听众是在出于义务听讲，还是确实投入其中。那一次，我无法诚实地回答自己：整条逻辑链很长，而我讲得太急了。总共五十五分钟，没有留下提问时间，学生们还要去上下一节课。结束时，我百感交集。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第一场演讲：离场时，我也怀着同样的感受。那场演讲源于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是这么幸运？”2013年，卢卡·帕尔米塔诺在国际空间站上对我说，我是所有到过空间站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我从没统计过这些数据，后来特意核实了一下：我并非最年轻，但截至当时，确实是登上国际空间站的最年轻职业航天员之一。航天员训练的平均周期是九年，我只用了六年；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就获得了三次出舱活动的机会，还采用了全新的四圈快速交会方案——抵达空间站只需六小时，而不是两天。为什么我这么幸运？把一切逐步拆解后，我发现：这并非幸运，而是从十四岁决定成为航天员起，我在不自觉中持续采取行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于是便有了《太空法则——成功法则》这场演讲。

2014年夏天，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的考生成为第一批听众。我没能点燃现场的热情，与听众之间也没有建立起联系。讲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在盼着早点结束。那种感受并不好。但演讲结束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说：“当时我有两个选择：来听您的演讲，或者去参加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开放日。我选择了您，而且一点也不后悔。”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切，我首先就是讲给他听的。当然也是讲给其他人听，但首先是为了他。

十二年后，在第56中学，演讲结束后有一位女生走到我面前。她说自己更擅长人文学科，原以为航天员的讲述会充斥技术细节，让她觉得乏味。但当我们讲到有关人生意义的部分，也就是我匆匆带过的那一段时，她产生了强烈共鸣。现在，她想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她向我道了谢，我拥抱了她。

真正的自我认知通常要到离开学校很久以后才会形成。与出舱活动的故事相比，梳理人生历程更难点燃全场，而这类谈话的成效也几乎从不会立刻显现。你面对所有人讲述，大多数人只是默默带着听到的内容离开，你永远不会知道究竟触动了谁。但当有人在演讲后走来，如此振奋地表达感谢时，你就会确定这一切没有白费，也会获得继续前行的能量。

这一点，我从给予者和受益者两个角度都深有体会。十四岁那年，学校的劳动技术课教师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阿法纳西耶娃只用十秒钟，就为我想出了“如何成为航天员”的行动方案：先成为飞行员，而要成为飞行员，就去参加航空俱乐部。第一次太空飞行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向她致谢，并送给她一张从太空拍摄的照片。她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她并不是我们的班主任，只给我们上过课时很少的一门课程，其他许多班也是如此。我能感觉到，她几乎已经不记得我了。但对我来说，正是她做的那件事，开启了后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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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俄罗斯联邦宇航员、俄罗斯联邦英雄、国际空间站第54长期考察组指令长、俄罗斯出舱活动时长纪录保持者。

主讲个人与团队如何实现超常成果的主旨演讲嘉宾。